杨锡九 : 逢灾必罪己,明君常自责
2022-08-15 22:3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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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灾必罪己,明君常自责

——古代君王稳固皇权的一大法宝

      杨锡九

天子是古代政权里的尊称,“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中国文化,注重修德与立功。

由甲骨文记载可知,天子的概念在商代已经存在。在那时天子是上天任命的共主这一观念已经盛行,商王因“受天命而立”,被称为上天之子。这些天意经由“卜”显示出来。当时的人认为,只有圣贤或巫祝可以依据卜而知天意。

《史记·五帝本纪》:“於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

我们民族的先民开始是敬天的。 “敬天”,就是对超越一切的天帝的尊敬,殷商文化完全依赖天帝意旨决定人间社会事务之行事,如在殷墟发现的甲骨文,就有“帝其令风”、“帝其令雨”、“帝其降馑”等话。《礼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

然而,殷人尽管以敬事鬼神为至高无上,最终也未能保住它的朝廷。到周公时,总结前朝敬天亦亡的经验,感到“天命靡常”,“天命不易,天难谌(信)。”(《周书·君奭》347页)。于是,回归自身,开出一条反求诸己之路:敬德。

从殷人“敬天”到周人“敬德”。就是把人格神的观念淡化,注意力转到至人自身的作为上。

“反求诸己”用于人事,就是“忧患意识”;忧虑当前,忧虑前途。从而产生一种担当心,由担当心而生敬德心。

周公曰:“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其不敬厥(其,下同)德,乃早坠厥命。”“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周书·召诰310页)

就是说,“我不敢说,(殷商)不能延续王朝的寿命,是因其不敬德,才坠失其福命。但希望君王尽快敬德。敬德之效用,在于祈求(王朝)福命长久。”

古人把敬德提高到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地步。它说明,一个人如果缺了德,就不成其人,一个国家,如果道德沦丧,这个国家就快完了。

夏尚忠,商尚质,周尚文。三朝都是家天下。但周比夏商都进步。其区别就在于对“民”的态度不同。殷商时期,民是国王的财产,民的生生杀予夺,完全掌握在国王手中。到西周有了显著变化。在《尚书·周书》保存了一些者政治文诰,每篇都说到如何治民。比如治民“先知稼穑之难”,“怀保小民,惠鲜鳏寡”(《无逸》)。“继至今文子文孙其勿误于庶狱庶慎”(《为政》)重农与慎狱,是周皇朝以至于历代明君的政治纲领。《诗经》中有很多说到民事。天生烝(众)民,选择敬天有德的国君作天之元子,把人民和土地交给他,代天保民。元子不称职,皇天就会选择他人。文王受命于天称王,裕民护民因而受到上天眷顾。武王在《泰誓》中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把民心看作来自天心。这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个古训的来源。

《史记》说:“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德,……。殷得金德,……。周得火德,……。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于是更名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为名,音上大吕,事统上法。”所以,秦的“奉天”是靠“五德”运行中的“水德”的“当运”。后来的封建社会的皇帝兼用这两种虚构,自称为“奉天承运皇帝”,因此秦朝可以说是“奉天承运”一语的理论源头。

“奉天”就是“奉天命”,“承运”就是承“五德”的运行。

明太祖初,定大朝会正殿为奉天殿,于皇帝所执大圭上刻“奉天法祖”四字,与臣下诰敕命中必首称“奉天承运皇帝”,后相沿成为皇帝在重大场合所颁诏书中的套语。以“奉天承运”一词加于“皇帝”之前,译成白话,就是“奉天命、承五德的皇帝”,以此来凸显皇帝的合法性和神圣性以及皇权的至高无上。

由此看来,做帝王使命重大,亦非可以为所欲为。上有“天”管,下有“德”规。逆天失德,就会招来天谴人怨。国家就会危亡。《罪己诏》就是明君们争取民心的一种手段。也是历代帝王经常反躬自省,并频频下诏《罪己》的原因。

天子的概念至周朝时已经稳固。在传世文献中,这一称谓最初可见于《周天子书》,该书记载了西周时期多位君主的言行与事迹。《大诰》一篇中,更直接记载了周公论及周兴商亡的始末。他认为商因失道而亡,周因明德,取得民心而得天命。天子只是“受命于天”。上天使天子降生于下界,旨在由天子去行使天命。

《孟子.告子上》的说法:‘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 天子本应该是天爵与人爵合一的爵称,但可惜后世不少人得了天爵而弃人爵。《孟子.离娄上》:“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今恶死亡而乐不仁,是犹恶醉而强酒。”

《易经.䷀乾》象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所谓天德 

《易经.䷁坤》象传: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所谓地德

天子是人格化的自然界,被认为是宇宙最高的主宰,世间万物都是天地孕育的后代,天为父,所以号“皇天”,地为母,所以叫“后土”。因此,凡人皆为天之子。《大学》言: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终目的在造福于民,那便是在修天爵。至于有没有成为天子,要待天命。汤之盘铭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

“灾异”是用来形容不寻常的自然现象或灾祸的,古人往往将种现象的发生看作是上天的某种示意,所谓天人合一,认为是有天子做错了事而惹得上天发怒,降灾生怪来惩戒或警示。

因而每逢天遇灾异天子们就解释为自己没有守好本分,国家的治理出了问题,君权天授,面对这种情况应该主动包揽责任,反躬自省。诏书罪己、

汉朝自然灾害尤其多,在汉文帝在位期间,首次明确“罪己诏”的作用,不仅灾荒需要汉文帝出面下诏反省自己,连普通的日食现象都需要皇帝揽下错误。自汉以降,历代君王面对天灾能否罪己,是考验一个君王是否贤明律己试金石。”罪己“的作用不仅能够巩固皇权,达到让社会安稳的效果,

记载古代帝王“罪己诏”的资料,从《二十五史》起,到《资治通鉴》……清东华录和历代的记事本末等等,浩如烟海。《二十五史》中总计收录了260份“罪己诏”。有位学者,在《唐太宗全集》中就找到了唐太宗的“罪己诏”28份。有人统计据《二十五史》记载,中国皇朝两千多年,共有88位皇帝下过罪己诏。 最早的一份是汉文帝在公元前179年为拒立太子而下的《罪己诏》。最后一份则是光绪皇帝在1895年5月2日《马关条约》签订后下的《罪己诏》。时间跨度是2074年,平均每8年就一份《罪己诏》面世。

四百多个皇帝,88位下过罪己诏。仔细分析排排队,下罪己诏的大多不是昏君暴君,恰恰是历史上最有名的两位明君周成王和唐太宗。这两位皇帝,一个在周公旦辅佐下,开了西周的“成康之治”,一个开创了贞观之治。

“成康之治际天下太平,刑措四十余年不用。”(《纲鑑合编》第一册中国书店1985年版62页)

任何一位明君创立盛世,都非一人之力。据清吴秉权著《纲鉴易知录》记载:“周公归政于成王,成王居中听政,而四圣在其周围,周公常立于前,以道开导天子;太公常立于左,辅佐天子计虑;召公常立于右,匡正天子过失。史佚常立于后,以备天子遗忘。因此计虑无失而举事无过.”(《纲鉴易知录》(全译本卷一,当代中国1998年版43页)看来,成康之治的天子,并不是一言堂。他的一举一动,前后左右有的四个人监督,才不致酿成大错。

他有一篇罪己诗,就是收录在《诗经·颂·周颂》中的《小毖》:这是周成王在汲取武庚、管叔、蔡叔叛乱之教训,自我惩戒之诗。原诗八句

予其惩,而毖后患。

莫予荓(ping)蜂,自求辛螫(zhe)。

肇允彼桃虫(可雏化为雕的小鸟),拚(通翻)飞维鸟。

未堪家多难(指管蔡叛乱),予又集于蓼(野生蓼草)。

译文: 我要警惕,慎防后患

莫打刺蜂,自遭毒螫

始纵小鸟,翻作大雕

不堪家遭难,吾栖身草叢

唐武德9年8月初九甲子日(公元626年9月4日),李渊退位称太上皇,禅位于李世民。李世民登基为帝,次年改元贞观。经李世民君臣23年的努力,社会安定、经济恢复并稳定发展,对外武功显赫,至公元652年(唐高宗永徽三年),人口从开朝的20万户增加到380万户,史称贞观之治。

晚年李世民著《帝范》一书以教戒太子李治,总结了他的施政经验,同时自评一生功过。

贞观22年(648年)正月,唐太宗将他撰写的《帝范》十二篇颁赐给太子李治,并对其告诫说:“你应当以古代的圣哲贤王为师,像我这样,是绝对不能效法的。因为如果取法于上,只能仅得其中,要是取法于中,就只能仅得其下了。我自从登基以来,所犯过失是很多的: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所有这些,都是我所犯的最大过失,千万不要把我作榜样去效法。”

世民即帝位不久,按秦王府文学馆的模式,新设弘文馆,进一步储备天下文才。他知人善任,用人唯贤,不问出身,初期延揽房玄龄、杜如晦,后期任用长孙无忌、杨师道、褚遂良等,皆为忠直廉洁之士;其他如李勣、李靖等,亦为一代名将。此外,李世民亦不计前嫌,重用建成旧部魏徵、王圭,降将尉迟恭、秦琼等,人才济济。又命高士廉、令狐德棻等人重修《氏族志》,着重立德、立言、立功,以功臣代替世胄;又通过科举,吸纳有才干的庶族士人,用科举代替门第。从而,寒门子弟入仕机会大增,为政坛带来新气象。此外,更接纳封德彝之议,命宗室出任官吏,以革除其坐享富贵的恶习。

李世民以隋炀帝拒谏亡国为戒,即位后尽力求言,他把谏官的权力扩大,又鼓励群臣批评他的决策和风格。其中魏徵廷谏了200多次,在朝堂上直陈皇帝的过失,在早朝时多次发生了使李世民尴尬、下不了台的状况。又如王圭、马周、孙伏伽、褚遂良皆以极谏知名。晚年的李世民因国富民强,纳谏的气度不如初期,偶尔也发生误杀大臣的遗憾,但是大致上仍克制、保有纳言的风范。

李世民对自己一生功过有过评价:

①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诸壑,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朕践祚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②隋末分离,群凶竞逐,我提三尺剑,数年之间,正一四海,是朕武功所定也;突厥强梁,世为纷更,今乃袭我衣冠、为我臣吏,殊方异类,辐辏鸿胪,是朕文教所来也;突厥破灭,君臣为俘,安养之情,同于赤子,是朕仁爱之道也;林邑贡能言鸟、新罗献女乐,悯其离本,皆令反国,是朕敦本也。酧功录效,必依赏格;惩恶罚罪,必据刑书。割亲爱、舍嫌隙,以弘至公之道,是朕崇信也。非朕专自矜伐,欲明圣人之教不徒然也。(《资治通鉴》(198卷,唐记14卷))。

从《贞观政要》记录的太宗的言论可看出他的执政理念与获得成功的原因。

贞观初,太宗谓公卿曰:“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故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至于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虞世基等,寻亦诛死。前事不远,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

  贞观元年,太宗谓侍臣曰:“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朕虽不明,幸诸公数相匡救,冀凭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谏议大夫王珪对曰:“臣闻,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是故古者圣主必有争臣七人,言而不用,则相继以死。陛下开圣虑,纳刍荛,愚臣处不讳之朝,实愿罄其狂瞽。”太宗称善,诏令自是宰相入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入,预闻政事。有所开说,必虚己纳之。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看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皆为敝其耳目,不知时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谄者日进,既不见过,所以至于灭亡。朕既在九重,不能尽见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无事,四海安宁,便不存意。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魏征对曰:“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临深履薄,国家历数,自然灵长。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

贞观八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每闲居静坐,则自内省,恒恐上不称天心,下为百姓所怨。但思正人匡谏,欲令耳目外通,下无怨滞。又比见人来奏事者,多有怖慑,言语致失次第。寻常奏事,情犹如此,况欲谏诤,必当畏犯逆鳞。所以每有谏者,纵不合朕心,朕亦不以为忤。若即嗔责,深恐人怀战惧,岂肯更言!”

贞观中,太子承乾多不修法度,魏王泰尤以才能为太宗所重,特诏泰移居武德殿。魏征上疏谏曰:“魏王既是陛下爱子,须使知定分,常保安全,每事抑其骄奢,不处嫌疑之地也。今移居此殿,使在东宫之西,海陵昔居,时人以为不可。虽时移事异,犹恐人之多言。又王之本心,亦不宁息。既能以宠为惧,伏愿成人之美。”太宗曰:“我几不思量,甚大错误。”遂遣泰归于本第。(晚闻过则改:一份《罪己诏》)

贞观十八年,太宗谓侍臣曰:“夫人臣之对帝王,多承意顺旨,甘言取容。朕今欲闻己过,卿等皆可直言。”散骑常侍刘洎对曰:“陛下每与公卿论事,及有上书者,以其不称旨,或面加诘难,无不惭退,恐非诱进直言之道。”太宗曰:“朕亦悔有此问难,当即改之。”(以人为鉴,以明得失,又一《罪己诏》)

明君之所以成明君,就是在这种不断求谏,不断改正自己错误中、取的政绩与成功、并取信于民、受到千万年后百姓称道的。看看那些夏桀、商纣、周厉、隋炀、秦皇、朱皇……等淫君、昏君、暗君、混君、虐君、暴君的嘴脸,就知他们为什么一个个被钉历史的耻辱柱上了。2022年8月15日22点2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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