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 鉴

“《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者惩恶也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刘知几：《史通下·史官建置第一》2-3页）修史之务，史官之责，由此可知。

“历史”就是历史：通史、断代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政党史、行业史、个人历史……都涵盖在“历史”这个大概念之内。这在逻辑学上是毫无疑问的。

什么是历史？简单点说，历史就是昨天。如何对待昨天？粉饰者有之，掩盖者有之，吹嘘者有之，贬低者有之，否认者有之，利用者有之，迷恋者有之，诅咒者有之。

粉饰昨天的，想让人歌功颂德。

吹嘘昨天的，想让人说他无敌。

贬低昨天的，想抬高自己的今天。

否认昨天的，想洗掉过去的劣迹。

利用昨天的，想保住现在的自己。

迷恋昨天的，想找回失去的天堂。

诅咒昨天的，想不再回到地狱。

昨天是一本写不完的书。不过昨天又是一部非常执着的书。无论你如何捏弄，打扮，使它变形，昨天还是昨天。粉饰、吹嘘、贬低、否认抑或有意制造“集体失忆”，都改变不了昨天的本相；利用的，迟早会被识破，纸里包不住火；迷恋的，它已成过去，江水不会倒流；诅咒的，昨天的命运也已注定，眼前的路只有一条：走下去。昨天的烙印深藏在地壳中，谁也别想损它一根毫毛。真相无情，事实永生。

以史为鉴是历来为开明的帝王所十分重视的。它就是说要经常用历史的兴亡做镜子，警策自己，接受好的经验，吸取坏的教训，不致重蹈历史悲剧的覆辙。

恩格斯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身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贞观政要》里有一段唐太宗与侍臣的对话：“贞观初，太宗从容谓侍臣曰：”周武平纣之乱，以有天下，秦皇因周之衰，遂吞六国，其得天下不殊，祚（按，皇位）远长短之相悬也？”尚书右仆射萧瑀（yǔ）进曰：“纣为无道，天下苦之，故八百诸侯不期而会。周室虽微，六国无罪，秦氏任智力蚕食诸侯。平定虽同，人情则异。”太宗曰：“不然，周既克殷，。务弘仁义；秦既得志，专行诈力。非但取之有异，抑一守之不同。柞之修短，意在兹乎？”

这段话是说，周武王平定商纣之乱，以有天下，秦始皇吞并六国夺得天下，事情一样，但为何两个王朝寿命长短不同？萧瑀认为是人心世情不同：周武王克殷，是因纣王无道，失去民心，武王的行动受到天下人的拥戴；而秦始皇侵略六国师出无名，天下叛之。所以二者后果不同。唐太宗则认为，两朝下场不同的主要原因是：周取代殷后，务弘仁义；而秦夺得天下后，专行诈力。二者不但取之有异，守之也不同。因而得到了不同下场。唐太宗使用“三鉴”，正确接受对待自己，接受历史经验与教训，接受臣下的谏议，从而开创了贞观之治。

我们国家历史悠久，史料丰裕，也有人经常把历史上的一些事，拿出来为我所用，以达到其既定的目的，还美其名曰“史为今用”。最典型的是40年前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事件。据中央党史研究室席宣和金春明合著、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大革命简史》记载：

“早在1959年4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工作会议期间，许多同志在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时，都谈到要敢讲真话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要宣传海瑞，学习海瑞。他还讲了一段反映海瑞不惧权贵，刚直不阿精神的故事，并且说尽管海瑞攻击皇帝很厉害，但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会议期间，毛泽东看了一出有海瑞出场的清官戏，……表示称许，并且提议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写一些文章。”《见该书73页》

会后，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胡乔木回到北京就约请明史专家吴晗为《人民日报》写一篇评价海瑞的文章。在此之前，吴晗曾写过一个剧本《海瑞骂皇帝》，也用刘勉之的笔名在1959年6月发表于《人民日报》。

三个月后，1959年9月，庐山会议上，批判了彭德怀。在会议上，毛泽东改变了他在上海会议上的讲话腔调。说什么，海瑞有左派海瑞，有右派海瑞。彭德怀就是右派海瑞。既是右派，当然就言者有罪，于是就罢了彭德怀等人的官。

根据毛泽东态度的变化，吴晗于1959年9月在《人民日报》发表《论海瑞》一文时，特别在文章最后用300多字的篇幅，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不点名批判了彭德怀。由此可见，海瑞戏写在前，彭德怀罢官事在后，吴晗本人是紧跟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的，是反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但到1965年，经毛泽东“建议”和“允许”，江青到上海让柯庆施组织姚文元、张春桥等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毫无根据地无端指责吴晗1959——1960年写的《海瑞罢官》是为1962年发生的“单干风”“翻案风”鸣不平。以此为起点，把全国拖入了十年浩劫之中。这种办法，并被普遍运用于“文革”十年。集大成者有林彪于1966年5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那一篇著名的“政变经”，他列举了中国历史上从秦王朝开始，到汉、晋、隋、唐、宋、元、明、清历代皇朝宫廷政变的故事，最后煞有介事、危言耸听地警告与会者：“我们现在也有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以后，批林批孔、评法研儒、评水浒，不断地把几千年前、几百年前的古人抬出来为当时的政治服务。

由“史为今用”，在“文革”中， 还发明了“写史为今”。其理论大作首推戚本禹1965年在《红旗》杂志第13期发表的《为革命研究历史》。他挥舞大棒批判历史学家翦伯赞的“历史主义”，主张无论历史有多久，对于古人古事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分析批判，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其后，“写史为今”的实验性著作，就是郭沫若先生主编的、由人民出版社1976年7月出版的《中国史稿》（第一册）。作者在“前言”中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编写一部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中国通史，这是搞好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一项政治任务。”（该书第1页）“我们深深感到，历史研究工作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始终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反修防修，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而努力。”（2页）“要把几千年来历史的颠倒再颠倒过来，并不是容易的事。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反动史学理论在史学界有极深的影响，自不待言。刘少奇、林彪一类假马克思克思主义骗子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对我国史学界的发展更造成了极大的危害。”（3）

这里引几句，请大家欣赏。看看大师当年的杰作。从这里人们才发现，当时有人把奴隶制与封建制度的交界划在战国时代，其实是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否则，那些历史人物的阶级成分如何定呢？要把封建制度定在西周，那如何区别儒家和法家的阶级成分呢？秦始皇又如何能成为新型地主阶级的代表呢？

郭沫若本来对孔子非常崇拜，有过去著作为证，有毛泽东“十批不是好文章”的诗句为证，但在文革中写《中国史稿》时，来个180度大转弯。在该书第四章第五节对于孔子有一大篇评论。这里引几句：“法家在生长过程中，儒家跳了出来，孔丘就是儒家最早的代表人物。……孔丘生长的鲁国是一个为奴隶制的文化中心，保存有宗周的文化典籍和文物制度。他钻研了这些东西，浸沉在宗周的礼乐之中，自命为当代周公，要恢复宗周制度。从而，孔丘就成了日趋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政治和思想上的代表，一个著名的反动人物。”（该书378页）“由于他顽固地反对新兴封建势力，所以到处碰壁，只得回到鲁国，通过传授古籍，把奴隶主贵族的反动思想传给弟子。”（同上）

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欧文·查德威克曾经说过：“历史学乃是人类的良心——除非人们讲出真相，否则，这个世界不可能变好；但政治人物不得不吝于讲真话，或者不得不用误导性的语言搞宣传，甚至恬不知耻地撒谎，并以这对国家最为有利来开脱。历史学则是一剂解毒剂。历史学如果是真正的历史学的话，就从来不吝于讲出真相。”

一个史学家，一部历史著作，作者的笔头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而随风倒，跟着权威人物的指挥棒转，是永远也写不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不朽之作的。在网上同一位网友讨论问题时，我说人民出版社1976年出版的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是一部政治教科书。这位网友不以为然。我说，请看事实，上面引的那几段话，难道不是文革大字报的语言吗？

以史为鉴，是要以历史的真实事实为借鉴。不是要人们编造历史、篡改历史，歪曲历史，把历史事件用来当做政治斗争的工具。

还有人更提出一个怪论。他说：“人们经常回味和探讨明朝为什么灭亡的问题。很多人认为明朝“亡于寇盗”，即李自成和张献忠的起义造成了明朝的灭亡;还有人说是“亡于宦官”，认为宦官擅权导致了明朝的灭亡。康熙皇帝说是“亡于朋党”，认为是官员分成不同派别、互相斗争导致了明朝的灭亡。那时有一个学者叫陆陇其，与上述看法都不同。他说:“明之天下，不亡于寇盗，不亡于朋党，而亡于学术。学术之坏，所以酿成寇盗朋党之祸也。”。

陆陇其何许人也？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最后一篇文章《书灵寿县志后》就是和他论战的。原来陆陇其是一个亡明遗少，在明代活了14年。康熙九年中进士，做过灵寿知县、监察御史。一个程朱理学的卫道者，封建专制制度的守门人，他反对一切进步思想，把它们视为异端邪说。把明朝灭亡，归罪于学术自由，自然是是极端荒谬的，但这种怪论居然被我们的某些共产党的社会科学界的顶尖人物用来津津乐道。到处兜售。从而引出必须管制思想，控制舆论的谬论。进而提出，写党史必须为现实政治服务，为巩固政权、稳定大局服务。这就要求“遵守党的纪律，坚持为党的工作大局服务，”“不能有损我们党的形象”。其实。政权能不能巩固，在于是否能为老百姓办好事，能不能受到民众拥护；党的形象是自己的言行塑造的，并不是别人想写成什么就能写成写成什么样的。是好的形象，他想写坏也不行，14亿人的眼睛看着，不是任人随便胡说能凑效的。

看了那权威专家的论调，使人不能不想起50多年前戚本禹那篇著名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宏文。它的发表，引起了当时史学界的轰动，因此而引发了一代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自杀的悲剧。前车之鉴，不可不慎。

无论是研究历史，还是研究现状，都应当按照毛泽东当年的正确观点：要“从客观的真实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愿望出发。”“‘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真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毛泽东选集》三卷1991年版，797-801页）从不真实的历史实事研究中，是找不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客观规律的。

十年多年前，看了权威部门写的一本建国以来的《大事记》，对55年胡风事件、肃反运动、三年困难饿死很多人，一字不提。它把1967年中国的大事只记了两件：南京长江大桥建成，坦赞铁路开工。他以为这么些就无损于党的形象了。结果，适得其反。从山西出去的、著名学者丁东，第一个发文说：饿死3700万人，一字不提不合事实。从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开始的大夺权，整整一年零九个月，到1968年9月完成，全世界都知道，你不写能盖得住吗？盖不住硬盖，那是地道的“欲盖弥彰”、“越描越黑”！

        史 德

写史讲史德，作文讲文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夫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1）自古史家讲究才、学、识齐备。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炼其事。但是，“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2)

《左传·宣公二年》写了晋国太史董狐的故事。主要是说：晋相国赵盾之从弟赵穿在桃园杀了晋灵公。太史董狐书曰：“秋七月乙丑赵盾弑其君夷皋于桃园。”盾大惊曰：“太史误矣。赵穿弑君时，吾已出奔河东，去绛城二百余里。安知弑君之事，而子乃归罪于我，不亦诬乎？”董狐曰：“子为相国，出亡未尝越境，反国有不讨贼，谓此事非子主谋，谁其信之。”盾曰：“文可改乎？”狐曰:“是是非非，号为信史，吾头可断，此简不可改也。”

也有相反的例子。齐天保二年，钦敕秘书监魏收博采旧闻，勒成一史，遂名《魏书》，百卅卷。该书党附北朝，尤苦南国，献媚权贵，为之文过而饰非；喜念旧恶，与之有怨者莫不被以丑言。书成后，与诸家论讨，前后列诉着百余人。时尚书令杨遵修等权臣，势倾朝野，凡讼史者责重罚，或毙于狱中，群怨谤声不息。由是世薄其书，号为秽史。

两相对照，曲直分明。“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然世多趋邪而弃正，不践君子之迹，而行由小人者，何哉？语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故宁顺从以保吉，不忤时以受害也。”(2)

历朝历代皆以南史氏、董狐氏为史德高尚之人，说他们“仗气直书”，“无所阿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遗芳余烈，人到于今则称之。而历数古往今来仗义执言之士，无不为真理与正义遭杀头没族，蒙千载不白之冤。无怪刘知几愤然而曰：“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3）此乃至理名言，发人深思。今人、后人以及后人之后人，则应引以为鉴。曲词见诛、直笔封侯之日，乃国家昌盛之时，国人举目而待。

《说文》云：“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据考证，说文这个解释是不准确的。“史”，是执笏也。主纪事。凡为史官，需正道直行，记功司过，彰善瘅恶，令贼臣逆子惧，忠臣义士笑。章学诚痛斥当时之史风日下曰：“且人心日漓，缺文之义不闻，而附会之习，且愈出愈工焉。在官修书，惟冀塞责，私门著述，苟饰浮名，或剽窃成书，或因陋就简，故其术稍黠，皆可愚一时之耳目，而著作之道日衰。(4)

君不见，昔日沉渣，今又泛起。据报载，目前各种大辞典之昌盛，可谓史无前例。然据有人对××大辞典中的文学条目初步统计，竟有百分之几十，是从另一辞典中一字不易抄来。堂堂乎百万言之大辞典之作者，其行为之不检，莫不令人瞠目。又据报载，目前笔墨官司、知识产权之争，亦属空前盛况，究其根源，莫不是“文倒”作祟？

古人云：“道不足而争于文，则言可得而私矣：实不充而争于名，则文可得而矜矣。言可得而私，文可得而矜，则争心起而道术裂矣。”（5）

或曰：商界有“官倒”、“私倒”之兴起，文界、史界不许有“文倒、”“史倒”吗？实乃老革命遇到新问题。遍翻各种经典，未闻有“文倒”“史倒”合法云者。而“文倒”“史倒”之先例，在中国历史上则不泛。

最早的有上官大夫。据《史记·屈原列传》云：“怀王使屈原造宪令。屈原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隋书·儒林传》写了刘炫的故事。刘宣字光伯，河间景城人也。隋开皇中，奉敕修国史。时散骑常侍秘书监牛弘，以典籍遣逸上表，请开献书之路。上纳之，于是下诏，献书一卷缣一匹。炫遂伪书百余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录上送官，取赏而去。后有人讼之，经赦免死，坐除名，归于家。

上官相当“文倒”不成，谗言诬人。刘炫倒文而成，身败而名裂。确为古今“文倒”“史倒”，者引以为戒。

“名者，实之宾。实至而名归，自然之理也，非必然之事也。君子顺其自然之理，不求必然之事也”（6）而好名者，往往徇名而忘实，究其根底，实为利也。“如贾之利市焉。贾必出其居积，而后能获利；好名者，亦必浇漓其实，而后能徇一时之名也。盖人心不同如其面。故务实者，不能尽人而称善焉。好名之人，则务揣人心之所向，不必出于中之所诚然也……风尚循坏，如春兰秋菊之互相变易，而不相袭也。人生其间，才质所优，不必适之与之合也。好名者，则必屈曲以殉之，故于心术，系不可问也。……学问之道，与人无忮忌；而名之所关，忮忌有所必至也。学问之道，与世无娇柔；而名之所在，娇柔而有所必然也。故好名者，德之贼也。”（7）

这里，章学诚把好名者的根底、手段描写得淋漓尽致，惟妙惟肖。新、老“文倒”两相对照，实可谓一脉相承：如贾之利市，视手中之资料为奇货而可居，故弄玄虚，自抬身价者有之；浇漓其实，改头换面，东拼西凑，出小力图大利者有之；“揣人情之所向”，察颜观色，趋炎附势，投主所好者有之；为赶时髦、追逐风尚、趁机渔利者有之；凭借权势，既不出力，又不动脑，到处署名者有之；利用职权，争分稿酬、抢排名次者有之，等等，等等，千奇百怪，应有尽有，实可谓古今“文倒”之大成登峰而造极矣。

写史，古人讲究树三德，去三伪。何谓三德？《尚书·弘范》载：“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正直，就是正人之曲使直；刚克，就是刚强而能立事；柔克，就是和柔而能治。三伪，通指乡愿、伪狂、伪狷。乡愿者，貌似中行而实讥狂狷。狂者，知进而不知退。狷者，守节无为，当进不进而退也。（8）树三德、破三伪而使德存。史家以正人为已任，而正人者必先正己，才可秉笔而直书，善善而恶恶，褒正而驱邪。滞溺之人易优柔，故需以刚自克；亢爽之人易刚断，须要以柔自克。

“夫史所载者，事也。是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于为事役也。“（9）凡事总有得失是非，凡事总有盛衰起伏。人逢事之得失与盛衰。则情深而气积，易生偏激与娇宕，则文章流弊由此而生，故古人讲究临文主敬，论古必恕。也就是说，下笔之时，必须气摄而不纵，凝心以养气，以防发生过情凌节、一往而不收之流弊。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云：”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于急心易之，惧其驰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味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这就是说，作者在写作时，必须以平静的心气，冷静的头脑，宽广的胸怀，浓淡得体之笔触，忌带偏见，忌带私情，戒诣指而气使，尚谦恭而礼让。而今之某些史传文章，作者笔下之人物，被褒者无一疵假，遭贬者无一是处。胜者功集一人，败者罪在一身，更可恶者，乘人之危，投石下井，此类文风，实属应扫之列。

兴实事而求是之学，倡秉笔而直书之风。不媚世俗，不做乡愿，不狂、不狷，申以劝诫，树以风声，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不野，使人读后回味无穷，受益匪浅，乃天下之至文也。

但愿文章冠天下，不愿文章中试官。不知哪位古人写过两句话，本人对调开头两字反其意而引之。东拼西凑各家之观点于此，也作一回“文倒”，愿与倒爷们共勉。

注：（1）、（2）、（3）刘知几：《史通·直书》

（4）、（5）、（6）、（7）、（8）（9）章学诚：《文史通义》之《自注》、《言公中》、《缄名》、〈质性〉、〈史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