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历代皇帝的罪己诏

    皇帝的检讨书，史书称“罪己诏”。是古代的帝王在朝廷君臣错位、国家遭受天灾、政权受到威胁时为求上天宽恕，消灾免难而作的自责、检讨的口谕或文书。

1、解 字

【诏】《说文解字》：告也，从言从召。东汉鸿儒郑玄注：“诏，告也”。告，告诉，对人说。秦始皇以前，这个“诏”是泛指。如《管子》记齐桓公探望卧病中的管仲时，征求他对国政的意见问：“仲父亦将何以诏寡人。”“仲父”（管仲）是臣，“寡人”（齐桓公）是君，意思是要臣“诏”（告诉）君。可见，下对上也可用“诏”。

秦王政统一六国，建立君主制的国家后，自以为“德兼三皇，功高五帝”，号称皇帝，自称曰朕。并改命为制，令为诏，从此诏书便成为皇帝布告臣民的专用文书。而“皇帝诏曰”是其中的一段文字。秦嬴政灭六国即“始皇帝”位后规定：“命为‘制’，令为‘诏’”。“诏”字就变成皇帝的专用字了。

“罪己诏”，就是帝王罪己而诏告天下的文书。

2、溯 源

古代的典籍里能够找到的“罪己诏”最早模本，是《尚书》中的《商书·汤诰》。讲的是商汤罪己的故事。所以，“罪己诏”的起源，古人认为是从“禹汤罪己”开始的。

据古籍记载：大禹登上帝位后，有一次，看到了犯罪的人，就伤心地哭了起来，左右问其故，禹曰：尧舜之时，民皆用尧舜之心为心，而予为君，百姓各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

禹见民心涣散，深感内疚，认为自己没有当好帝王，于是自省自责，主动承担失察和保护的责任。商灭夏后，汤也布告天下，安抚民心，此布告史称《汤诰》。在“汤诰”中，汤分析了夏桀失道祸民、遭受天谴的的教训。《汤诰》结尾一句，遂成为后世皇帝效法的“罪己诏”模式。文告后半部分，译成今文意思是，上天真诚助民，罪桀被黜。天道如草木繁荣，兆民乐业。天命我安民定邦，我伐桀不知得罪上天没有，惊恐如坠深渊。凡我诸侯，勿行非法，勿坠淫乐；遵守常法，顺应天赐。结尾曰：“尔有善，朕弗敢蔽；罪当朕躬，弗敢自赦，惟简在上帝之心。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

最后这句成为后代“罪己诏”常用的格式语言：“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

中国古籍中第一篇完整的“罪己诏”，是《秦誓》。

《周书·秦誓》是《尚书》中的最后一篇,它是春秋战国时期秦穆公誓众之辞。据《左传》记载,秦穆公听信杞子的意见,不顾大臣蹇叔的劝阻,命令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率师远袭郑国,结果损兵折将,一败涂地。秦穆公33年(前627年)被俘三帅归秦后,穆公痛定思痛,遂作《秦誓》,总结教训,谦恭自责，告戒群臣,。

《秦誓》原文：

“秦穆公伐郑，晋襄公帅师败诸崤，还归，作《秦誓》。

公曰：‘嗟!我士，听无哗!予誓告汝群言之首。’

古人有言曰：‘民讫自若，是多盘。’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依从）如流，是惟艰哉!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

惟古之谋人，则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谋人，姑将以为亲。虽则云然，尚猷询兹黄发，则罔所愆。

皤皤(po白发)良士，膂（lv）力既愆(qian），我尚有之;仡仡（yi健壮）勇夫，射御不违，我尚不欲。惟截截（jian浅薄）善谝（pian浮夸）言，俾君子易辞，我皇多有之!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断断猗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孙黎民，亦职有利哉!

人之有技，，媢疾（mao疾,嫉妒）以恶之;人之彦圣（贤良明哲）而违之俾不达。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

邦之杌陧，曰由一人;邦之荣怀，亦尚一人之庆。”

译 文

秦穆公伐郑，晋襄公败秦师于崤，晋军释放秦将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还归，，穆公（悔过自责）作《秦誓》

公曰:“嘿!诸位听着，勿喧哗,我有要言告大家：

古人有言:‘人刚愎自用，就会出辟邪’。责备他人不难,罪己自责、从善如流,就难了。’ 我懊悔忧虑，日复一日,时光不会倒流。

往日谋臣，说我未纳其（正确）谏。今日之谋士（曲从我意）,我却亲近之。事已如此（悔之晚矣）,今后仍需就教于老人，（才能）防止失误。

白发老人,身体衰力弱，我还可亲之，（之前親之不足）;强壮勇士,御射纯熟,吾尚不欲（親之）。浅薄巧言阿臾（之徒），君子易受其惑,我却极为亲近!

我暗自思索,如有一位臣子,忠诚却无它技,但品德高尚,胸怀宽广,能容人容物。别人有本事,如同己有,他人贤良，他能心爱之,不仅停留于口头。容纳使用这种人,他可保我子孙黎民,亦有利社稷。

别人有才能,便嫉妒厌恶;人贤能睿智,便压制,使其不能上达（君主）。这种人容纳他（擅权）,就不能保我子孙黎民，这就危殆了啊!

国家不安,是因君主一人（之过）;国家的繁荣安宁,亦因为君主一人之善。”

（《尚书》版本不同，译注、标点繁多驳杂。此译文经本人参照多种版本直译，敬请专家指正——杨注）

3、示 例

（A）、汉武帝刘彻于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下《轮台诏》，又称“轮台诏令”，节录其中首尾几段如下：

“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危须、尉犁、楼兰六国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发畜食迎汉军，又自发兵，凡数万人，王各自将，共围车师，降其王。

“诸国兵便罢，力不能复至道上食汉军。汉军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载不足以竟师，强者尽食畜产，羸者道死数千人。朕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吏卒起张掖，不甚远，然尚厮留其众。

“曩者，朕之不明，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若马’”，又汉使者久留不还，故兴遣贰师将军，欲以为使者威重也。……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大鸿胪等又议，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赏以报忿，五伯所弗能为也。

且匈奴得汉降者，常提掖搜索，问以所闻。今边塞未正，阑出不禁，障候长吏使卒猎兽，以皮肉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后降者来，若捕生口虏，乃知之。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

(B)、汉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冬十月，日有食之。诏曰：“…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群司勉修职事，极言无讳。”于是在位者皆上封事，直言得失。帝览章，深自引咎，乃以所上颁示百官，诏曰：“群僚所言，皆朕之过。人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轻用人力，缮修宫宇，出入无节，喜怒过差……永览前戒，悚然兢惧。”

（C）汉安帝永初三年（公元109年）三月，京师大饥，民相食。壬辰，公卿诣阙谢。诏曰：“朕以幼冲，奉承洪业，不能宣流风化，而感逆阴阳，至令百姓饥荒，更相啖食。永怀悼叹，若附渊水。咎在朕助不逮。”

（D）元和七年（公元812年），唐宪宗轻信了近臣关于淮浙水旱灾的不实汇报，对地方官的真实报灾表示怀疑。此事一经宰相李绛指出，他当即认错：“国以人为本，闻有灾当亟救之，岂可尚复疑之邪！朕适者不思，失言耳。”

(E)宋理宗在位时于嘉熙四年（公元1240年）慧星现。正月庚辰下“罪己诏”曰：“朕德不类，不能上全三光之明，下遂群生之和，变异频仍，咎证彰灼，夙夜祗惧，不遑宁康。乃正月辛未，有流星见于营室，太史占厥名曰彗，灾孰大焉。天道不远，谴告匪虚，万姓有过，在予一人。今朕痛自刻责，岂声利未远而谗谀乘间欤？举措未公而贤否杂进欤？赏罚失当而真伪无别欤？抑牧守非良而狱犴多兴欤？封人弛备而暴客肆志欤？道殣相望而流离无归欤？四方多警而朕不悟，郡黎有苦而朕不知，谪见上帝，象甚著明。爰避正殿，减常膳，以示侧身修行之意。”

（F）明天启六年五月初六（公元1626年5月30日）端午节次日上午9时，京都西南王恭厂火药库附近发生爆炸。面积达到2.25平方公里。共造成约万余人伤亡。原因不明。明熹宗下《罪已诏》，他认为是自己的行为触怒了上天，降罪人间。

清朝10个皇帝有6个下过“罪己诏”。从顺治帝入关几次下罪己诏后，子孙纷纷效仿，形成一种“罪己”文化。

1.顺治帝。他临死前命人草成“遗诏”，对自己亲政十年，背离满洲旧制，“渐习汉俗”，表示忏悔，历数己“罪”多达十四条。无论这道诏书是否经过满洲顾命四大臣修改，却因顺治帝被奉为清入关后第一祖，而垂训后世。

2，康熙十八年地震。康熙皇帝下《罪己诏》：

“朕御极以来，孜孜以求，期于上合天心，下安黎庶……地忽大震，皆因朕功不德，政治未协，大小臣工弗能恪共职业，以致阴阳不和，灾异示儆。”

3，1797年，乾清宫大火，藏在交泰殿的“天子御宝”，全遭回禄之灾。八十七岁当了太上皇第二年的乾隆老皇帝慌了，破例“下诏自省”。

4，嘉庆4年，洪亮吉案后，因天遭旱灾第一次下罪己诏；嘉庆8年，因御驾在宫门口遇刺一案，二次下罪己诏；

嘉庆18年，因 天 理 教攻入宫禁事件后，正在返京途中的嘉庆帝没等回宫就急忙再下“遇变罪己诏”，说是即位十八年来，一贯兢兢业业，从没做过“害民之虐事”

5，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初八，咸丰皇帝因太平天国造反，下罪己诏。

6，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内容包括：赔款白银2亿两；割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光绪皇帝在万般无奈中，正式批准在和约上签字。5月11日，自感上愧对列祖列宗、下有歉于黎民百姓的光绪皇帝，向全国颁发“罪己诏”。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帝出逃。为了向国人做一个交代，慈禧以光绪的名义下发了一份罪己诏。

4、分 类

这么多《罪己诏》，内容繁多，大体可分三类：

（A）君臣错位，政令失宜：

君主昏弱、佞臣当道；远贤任奸，拒谏饰非；政令错讹，祸国殃民。这样的“诏”主要是发现问题后自责。

唐太宗时有一个叫党仁弘的大将，他在做广州都督时，贪污了大量钱财。这件事被告发后，主管司法的大理寺将其依法判处死刑；可是，因为唐太宗一直很重视党仁弘，认为他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人才，舍不得杀；于是，便下了一道圣旨，取消大理寺的判决，改为撤销职务、流放边疆的处分。之后，唐太宗心里很不安，感到自己是出于个人感情，置国家法律于不顾，很不应该。接着就把大臣们召来，心情沉重地向大臣检讨说：“国家的法律，皇帝应该带头执行，而不能出于私念，不受法律制约，失信于民。我袒护党仁弘，实在是以私心乱国法啊。”唐太宗也就写了一道“罪己诏”检讨说：“我在处理党仁弘这件事上，有三大过错：一是知人不明，错用了党仁弘；二是以私乱法，包庇了党仁弘；三是奖罚不明，处理得不公正。”

唐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敕监军奉令到扬州选美女。监军要扬州节度使杜悰，也参与其事，杜悰以“不敢预闻”，拒绝了。为此，监军告了杜悰御状，并请皇上下令节度使选美。唐武宗由大臣的抵制省悟出此举不妥，曰：“敕藩方选倡女入宫，岂圣天子所为！杜悰不徇监军意，得大臣体，真宰相也。朕甚愧之！”

(B)天灾人祸，预警不力，抢救失时，损失惨重

“人在做，天在看。”这种观念由来已久，早在商周时期，人们就认为天灾人祸的发生是由于人君失德，神才降灾祸于人间，以示惩戒。因此，在古代,面对自然灾异的发生,帝王往往颁布诏书以自责,这种罪己诏书是基于"天人感应"思想.帝王在诏书中除将灾异发生的原因归为自身治理政事的荒怠外,还采取一系列措施挽救灾异造成的损失及避免灾异的再发生.

成汤革命，灭夏建商。始建国，逢大旱，心急如焚的汤，诚惶诚恐地向天帝祈祷求雨，说：有罪的人我不敢擅自赦免，您的臣仆的善恶我也不敢隐瞒，这些您心里早就清清楚楚。我本人若有罪，就不要牵连天下万方；天下万方若有罪，都让我一个人来承担。（《论语·尧》）《论语》同篇还记载了周武王的名言：“百姓有过，在予一人”。

汉文帝后元元年（公元前163年）曾下诏曰：“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所过欤？…将百官奉养或费，无用之事或多欤？何其民食之寡乏也！”汉宣帝本始四年（公元前70年），夏四月郡国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诏曰：“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业，奉宗庙，托于士民之上，未能和群生。乃者地震北海、琅邪，毁坏宗庙，朕甚惧焉。”

魏文帝的时候，因为发生日食而有人弹劾三公，魏文帝则在朝批时说：不能委过于丞相，而应该由我来承担这个责任。在元仁宗和顺治皇帝身上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发生了灾祸都应该皇帝承担，这是上天对我的谴告，我必须真心诚意让上天知道，我愿意把事情做好，愿意对人民负责，也愿意对你们负责。

清朝顺治皇帝十四岁就亲政，在位十年就死了。在他亲政后，史书上说：“水旱累见，地震屡闻”，“冬雷春雪，陨石雨土”。他把这一切都归罪于自己，屡屡下诏“罪己”。

（C）内忧外患，四面楚歌，民怨沸腾，政权危急

唐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唐玄宗在狼狈逃亡途中，曾几次和着眼泪“罪己”，因为情况紧急，也来不及摆谱颁诏称敕，是直接与百姓士兵面对面，当众认错，做自我批评。先是，一位勇于讲真话的草民代表郭从谨对皇上说了一席大实话：皇上昏昧，不听忠言，视反贼若宝贝，近臣阿谀，用假话讨得皇上欢心，今日之祸，完全是朝廷自食苦果。假如不是糟到这种地步，草民哪能和您老人家当面讲实话呀！唐玄宗也不得不承认：“此朕之不明，悔无所及！”处死杨国忠、杨贵妃后，随行军士声言要离开。唐玄宗以彩绫赏赐士兵，并亲自说服动员，公开承认自家老糊涂，用人失误，致有今日，“朕甚愧之”。

唐代在危难时刻发过“罪己诏”文本的，是唐德宗。此君即位不久，就先后有几个节度使反叛。建中四年（公元783年），长安失守，德宗仓皇逃亡，被叛军一路追杀至奉天城（今陕西乾县）。次年春，他痛定思痛，颁《罪己大赦诏》，曰：

立政兴化，必在推诚；忘己济人，不吝改过。朕嗣服丕构，君临万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诚莫追于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复于将来。明征其义，以示天下。小子惧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恤征戍之劳苦。致泽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怀疑阻。犹昧省己，遂用兴戎，征师四方，转饷千里。赋车籍马，远近骚然；行赍居送，众庶劳止。力役不息，田莱多荒。暴令峻于诛求，疲民空于杼轴，转死沟壑，离去乡里，邑里丘墟，人烟断绝。天谴于上而朕不寤，人怨于下而朕不知。驯致乱阶，变起都邑，贼臣乘衅，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凌逼。万品失序，九庙震惊，上累于祖宗，下负于蒸庶。痛心靦面，罪实在予，永言愧悼，若坠泉谷。赖天地降祐，人祇协谋，将相竭诚，爪牙宣力，群盗斯屏，皇维载张。将弘远图，必布新令。朕晨兴夕惕，惟省前非……

5、敬天崇德，反求诸己

中国从夏开始，经历了商、西周、东周(春秋、战国)、秦、西汉、东汉、三国、西晋、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

18个朝代。共有397个皇帝。如果把南明、北元，其它诸如李自成、张献忠，以及太平天国洪秀全父子等农民起义政权、甚至称洪宪帝仅两个月的袁世凯，加起来一共408位。秦始皇以前历时840年的东、西周朝和春秋、战国时代之王121位 、公217位，侯23位。若再把周朝以前的商朝、夏朝60帝也算进去，中国皇帝、王、公、侯总计829位。

历时两千多年变换了18个大朝代，中国历史就是由这829个皇帝、王、公、侯等大家族你争我夺、尔虞我诈中走过来的。难怪梁启超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中国史界革命案》）中国这块土地、人民就像一大批财宝那样，被这些豪强大户你争我夺，转来转去，今天归你，明天归他。胜者为王败者寇。胜者当皇帝，称王称霸，昨天还是一介屁民或土豪，今天一加冕，就成了金口玉言，一言九鼎，绝对正确，无人敢忤。

不过，最初的帝王也不是一开始就如此的。它是经夏商、两周、秦汉、唐宋、元明清五个阶段，逐步发展、演化、升级而后成型的。

我们民族的先民开始是敬天的。 “敬天”，就是对超越一切的天帝的尊敬，殷商文化完全依赖天帝意旨决定人间社会事务之行事，如在殷墟发现的甲骨文，就有“帝其令风”、“帝其令雨”、“帝其降馑”等话。《礼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

然而，殷人尽管以敬事鬼神为至高无上，最终也未能保住它的朝廷。到周公时，总结前朝敬天亦亡的经验，感到“天命靡常”，“天命不易，天难谌（信）。”（《周书·君奭》347页）。于是，回归自身，开出一条反求诸己之路：敬德。

从殷人“敬天”到周人“敬德”。就是把人格神的观念淡化，注意力转到至人自身的作为上。

“反求诸己”用于人事，就是“忧患意识”；忧虑当前，忧虑前途。从而产生一种担当心，由担当心而生敬德心。

周公曰：“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其不敬厥（其，下同）德，乃早坠厥命。”“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周书·召诰310页）

就是说，“我不敢说，(殷商)不能延续王朝的寿命，是因其不敬德，才坠失其福命。但希望君王尽快敬德。敬德之效用，在于祈求（王朝）福命长久。”

古人把敬德提高到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地步。它说明，一个人如果缺了德，就不成其人，一个国家，如果道德沦丧，这个国家就快完了。

夏尚忠，商尚质，周尚文。三朝都是家天下。但周比夏商都进步。其区别就在于对“民”的态度不同。殷商时期，民是国王的财产，民的生生杀予夺，完全掌握在国王手中。到西周有了显著变化。在《尚书·周书》保存了一些者政治文诰，每篇都说到如何治民。比如治民“先知稼穑之难”，“怀保小民，惠鲜鳏寡”（《无逸》）。“继至今文子文孙其勿误于庶狱庶慎”（《为政》）重农与慎狱，是周皇朝以至于历代明君的政治纲领。《诗经》中有很多说到民事。天生烝（众）民，选择敬天有德的国君作天之元子，把人民和土地交给他，代天保民。元子不称职，皇天就会选择他人。文王受命于天称王，裕民护民因而受到上天眷顾。武王在《泰誓》中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把民心看作来自天心。这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个古训的来源。

《史记》说：“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德，……。殷得金德，……。周得火德，……。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于是更名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为名，音上大吕，事统上法。”所以，秦的“奉天”是靠“五德”运行中的“水德”的“当运”。后来的封建社会的皇帝兼用这两种虚构，自称为“奉天承运皇帝”，因此秦朝可以说是“奉天承运”一语的理论源头。

“奉天”就是“奉天命”，“承运”就是承“五德”的运行。

明太祖初，定大朝会正殿为奉天殿，于皇帝所执大圭上刻“奉天法祖”四字，与臣下诰敕命中必首称“奉天承运皇帝”，后相沿成为皇帝在重大场合所颁诏书中的套语。以“奉天承运”一词加于“皇帝”之前，译成白话，就是“奉天命、承五德的皇帝”，以此来凸显皇帝的合法性和神圣性以及皇权的至高无上。

由此看来，做帝王使命重大，亦非可以为所欲为。上有“天”管，言行有“德”规，下有民看。逆天失德，就会招来天谴人怨。国家就会危亡。《罪己诏》就是明君们争取民心的一种手段。也是历代帝王经常反躬自省，并频频下诏《罪己》的原因。

记载古代帝王“罪己诏”的资料，从《二十五史》起，到《资治通鉴》……清东华录和历代的记事本末等等，浩如烟海。《二十五史》中总计收录了260份“罪己诏”。有位学者，在《唐太宗全集》中就找到了唐太宗的“罪己诏”28份。有人统计据《二十五史》记载，中国皇朝两千多年，共有88位皇帝下过罪己诏。 最早的一份是汉文帝在公元前179年为拒立太子而下的《罪己诏》。最后一份则是光绪皇帝在1895年5月2日《马关条约》签订后下的《罪己诏》。时间跨度是2074年，平均每8年就一份《罪己诏》面世。

6、明君与昏君

四百多个皇帝，88位下过罪己诏。仔细分析排排队，下罪己诏的大多不是昏君暴君，恰恰是历史上最有名的两位明君，周成王和唐太宗。这两位皇帝，一个在周公旦辅佐下，开了西周的“成康之治”，一个开创了贞观之治。

姬诵——西周第二代天子

姬诵：即周成王，是周武王之子（前1056年--前1021年）。武王克商后在位4年卒，“天下闻武王崩而叛”。成王即位时年少，由周公姬旦摄政。周公亲践天子之位，引起了管叔、蔡叔等弟兄怀疑，于是管、蔡联合武庚发动叛乱，背叛周朝。周公奉成王的命令，平复叛乱，诛杀了武庚、管叔，流放了蔡叔。摄政七年后，还政于成王，周公担心成王贪图安逸，写了一篇《无逸》劝诫。周成王亲政后，大封诸侯，加强宗法统治权力，命召公营建洛邑（今河南洛阳市西），后来成为东周的都城。成王还命令周公制礼作乐，规划各项规章制度，奠定了西周王朝的基础。周公、召公率师征服淮夷及在淮夷之北的奄国，使统治范围进一步扩大。前1021年，周成王驾崩，享年35岁，太子姬钊即位，是为周康王。

“成康之治时，天下太平，刑措四十余年不用。”（《纲鑑合编》第一册中国书店1985年版62页）

任何一位明君创立盛世，都非一人之力。据清吴秉权著《纲鉴易知录》记载：“周公归政于成王，成王居中听政，而四圣在其周围，周公常立于前，以道开导天子；太公常立于左，辅佐天子计虑；召公常立于右，匡正天子过失。史佚常立于后，以备天子遗忘。因此计虑无失而举事无过.”(《纲鉴易知录》（全译本卷一，当代中国1998年版43页）看来，成康之治的天子，并不是一言堂。他的一举一动，前后左右有的四个人监督，才不致酿成大错。他有一篇罪己诗，就是收录在《诗经·颂·周颂》中的《小毖》：这是周成王在汲取武庚、管叔、蔡叔叛乱之教训，自我惩戒之诗。原诗八句

予其惩，而毖后患。

莫予荓(ping)蜂，自求辛螫（zhe）。

肇允彼桃虫（可雏化为雕的小鸟），拚(通翻)飞维鸟。

未堪家多难（指管蔡叛乱），予又集于蓼（野生蓼草）。

译文： 我要警惕，慎防后患，        莫打刺蜂，自遭毒螫。

始纵小鸟，翻作大雕 ，不堪家遭难，吾栖身草叢。

                  （本文作者直译）

此例说明，做一个盛世明君，不停的检讨自己过时失，是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李世民——唐朝第二代皇帝

李世民（598.1.2日-649.7.10.），出生于武功别馆（今陕西武功），唐高祖李渊次子，唐朝第二位皇帝，被尊为“天可汗”。义宁元年（617年），李世民鼓动父亲李渊起兵反隋，是为晋阳起兵。李渊封李世民为敦煌郡公、右领军大都督，统帅右三军，起兵攻入长安。李世民官拜光禄大夫、唐国内史，徙封秦国公，食邑万户。义宁元年（617年）12月，李世民为右元帅，徙封赵国公，率兵十万击败隋将段达。武德元年（618年）5月，李渊废黜杨侑，称帝，改国号为唐，封李世民为尚书令、右翊卫大将军，进封秦王。自武德元年（618年）起，李世民亲自参与四场大战役。威望日隆。武德4年（621年）10月，封为天策上将，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位在王公上，食邑增至三万户。

“玄武门之变”后，其父李渊让军政大权给秦王李世民，3天后（6月初七癸亥日，公元626年7月5日），李世民被立为皇太子，诏曰：“自今以后军国事务，无论大小悉数委任太子处决，然后奏闻皇帝”。武德9年8月初九甲子日（626年9月4日），李渊退位称太上皇，禅位于李世民。李世民登基为帝，次年改元贞观。经李世民君臣23年的努力，社会安定、经济恢复并稳定发展，对外武功显赫，至公元652年（唐高宗永徽三年），人口从开朝的20万户增加到380万户，史称贞观之治。

晚年李世民著《帝范》一书以教戒太子李治，总结了他的施政经验，同时自评一生功过。

贞观22年（648年）正月，唐太宗将他撰写的《帝范》十二篇颁赐给太子李治，并对其告诫说：“你应当以古代的圣哲贤王为师，像我这样，是绝对不能效法的。因为如果取法于上，只能仅得其中，要是取法于中，就只能仅得其下了。我自从登基以来，所犯过失是很多的：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所有这些，都是我所犯的最大过失，千万不要把我作榜样去效法。”贞观23年（649年），唐太宗生病。同年5月26日己巳日（649年7月10日），太宗驾崩于终南山上的翠微宫含风殿。初谥文皇帝，庙号太宗，葬于昭陵。

世民即帝位不久，按秦王府文学馆的模式，新设弘文馆，进一步储备天下文才。他知人善任，用人唯贤，不问出身，初期延揽房玄龄、杜如晦，后期任用长孙无忌、杨师道、褚遂良等，皆为忠直廉洁之士；其他如李勣、李靖等，亦为一代名将。此外，李世民亦不计前嫌，重用建成旧部魏徵、王圭，降将尉迟恭、秦琼等，人才济济。又命高士廉、令狐德棻等人重修《氏族志》，着重立德、立言、立功，以功臣代替世胄；又通过科举，吸纳有才干的庶族士人，用科举代替门第。从而，寒门子弟入仕机会大增，为政坛带来新气象。此外，更接纳封德彝之议，命宗室出任官吏，以革除其坐享富贵的恶习。

李世民以隋炀帝拒谏亡国为戒，即位后尽力求言，他把谏官的权力扩大，又鼓励群臣批评他的决策和风格。其中魏徵廷谏了200多次，在朝堂上直陈皇帝的过失，在早朝时多次发生了使李世民尴尬、下不了台的状况。又如王圭、马周、孙伏伽、褚遂良皆以极谏知名。晚年的李世民因国富民强，纳谏的气度不如初期，偶尔也发生误杀大臣的遗憾，但是大致上仍克制、保有纳言的风范。

李世民对自己一生功过有过评价：

①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诸壑，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朕践祚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②隋末分离，群凶竞逐，我提三尺剑，数年之间，正一四海，是朕武功所定也；突厥强梁，世为纷更，今乃袭我衣冠、为我臣吏，殊方异类，辐辏鸿胪，是朕文教所来也；突厥破灭，君臣为俘，安养之情，同于赤子，是朕仁爱之道也；林邑贡能言鸟、新罗献女乐，悯其离本，皆令反国，是朕敦本也。酧功录效，必依赏格；惩恶罚罪，必据刑书。割亲爱、舍嫌隙，以弘至公之道，是朕崇信也。非朕专自矜伐，欲明圣人之教不徒然也。（《资治通鉴》（198卷，唐记14卷））。

从《贞观政要》记录的太宗的言论可看出他的执政理念与获得成功的原因。

贞观初，太宗谓公卿曰：“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故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至于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虞世基等，寻亦诛死。前事不远，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

　　贞观元年，太宗谓侍臣曰：“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朕虽不明，幸诸公数相匡救，冀凭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谏议大夫王珪对曰：“臣闻，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是故古者圣主必有争臣七人，言而不用，则相继以死。陛下开圣虑，纳刍荛，愚臣处不讳之朝，实愿罄其狂瞽。”太宗称善，诏令自是宰相入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入，预闻政事。有所开说，必虚己纳之。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看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皆为敝其耳目，不知时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谄者日进，既不见过，所以至于灭亡。朕既在九重，不能尽见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无事，四海安宁，便不存意。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魏征对曰：“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临深履薄，国家历数，自然灵长。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

贞观八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每闲居静坐，则自内省，恒恐上不称天心，下为百姓所怨。但思正人匡谏，欲令耳目外通，下无怨滞。又比见人来奏事者，多有怖慑，言语致失次第。寻常奏事，情犹如此，况欲谏诤，必当畏犯逆鳞。所以每有谏者，纵不合朕心，朕亦不以为忤。若即嗔责，深恐人怀战惧，岂肯更言！”

贞观中，太子承乾多不修法度，魏王泰尤以才能为太宗所重，特诏泰移居武德殿。魏征上疏谏曰：“魏王既是陛下爱子，须使知定分，常保安全，每事抑其骄奢，不处嫌疑之地也。今移居此殿，使在东宫之西，海陵昔居，时人以为不可。虽时移事异，犹恐人之多言。又王之本心，亦不宁息。既能以宠为惧，伏愿成人之美。”太宗曰：“我几不思量，甚大错误。”遂遣泰归于本第。（晚闻过则改：一份《罪己诏》）

贞观十八年，太宗谓侍臣曰：“夫人臣之对帝王，多承意顺旨，甘言取容。朕今欲闻己过，卿等皆可直言。”散骑常侍刘洎对曰：“陛下每与公卿论事，及有上书者，以其不称旨，或面加诘难，无不惭退，恐非诱进直言之道。”太宗曰：“朕亦悔有此问难，当即改之。”（以人为鉴，以明得失，又一《罪己诏》）

明君之所以成明君，就是在这种不断求谏，不断改正自己错误中、取的政绩与成功、并取信于民、受到千万年后百姓称道的。看看那些桀、纣、幽、厉、隋炀、秦皇、朱皇……等淫君、昏君、暗君、混君、虐君、暴君的嘴脸，就知他们为什么一个个被钉历史的耻辱柱上了。

在皇帝时代，要想美名后世，必须敬畏天命，酷爱子民，谨言慎行，如履薄冰，恭谨做事，克己做人。否则将遗臭万年！

2021.7.20——26.13点在整水灾、瘟疫、老病交加中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