逢灾必罪己，明君常自责

——古代君王稳固皇权的一大法宝

      杨锡九

天子是古代政权里的尊称，“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中国文化，注重修德与立功。

由甲骨文记载可知，天子的概念在商代已经存在。在那时天子是上天任命的共主这一观念已经盛行，商王因“受天命而立”，被称为上天之子。这些天意经由“卜”显示出来。当时的人认为，只有圣贤或巫祝可以依据卜而知天意。

《史记·五帝本纪》：“於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

我们民族的先民开始是敬天的。 “敬天”，就是对超越一切的天帝的尊敬，殷商文化完全依赖天帝意旨决定人间社会事务之行事，如在殷墟发现的甲骨文，就有“帝其令风”、“帝其令雨”、“帝其降馑”等话。《礼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

然而，殷人尽管以敬事鬼神为至高无上，最终也未能保住它的朝廷。到周公时，总结前朝敬天亦亡的经验，感到“天命靡常”，“天命不易，天难谌（信）。”（《周书·君奭》347页）。于是，回归自身，开出一条反求诸己之路：敬德。

从殷人“敬天”到周人“敬德”。就是把人格神的观念淡化，注意力转到至人自身的作为上。

“反求诸己”用于人事，就是“忧患意识”；忧虑当前，忧虑前途。从而产生一种担当心，由担当心而生敬德心。

周公曰：“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其不敬厥（其，下同）德，乃早坠厥命。”“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周书·召诰310页）

就是说，“我不敢说，(殷商)不能延续王朝的寿命，是因其不敬德，才坠失其福命。但希望君王尽快敬德。敬德之效用，在于祈求（王朝）福命长久。”

古人把敬德提高到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地步。它说明，一个人如果缺了德，就不成其人，一个国家，如果道德沦丧，这个国家就快完了。

夏尚忠，商尚质，周尚文。三朝都是家天下。但周比夏商都进步。其区别就在于对“民”的态度不同。殷商时期，民是国王的财产，民的生生杀予夺，完全掌握在国王手中。到西周有了显著变化。在《尚书·周书》保存了一些者政治文诰，每篇都说到如何治民。比如治民“先知稼穑之难”，“怀保小民，惠鲜鳏寡”（《无逸》）。“继至今文子文孙其勿误于庶狱庶慎”（《为政》）重农与慎狱，是周皇朝以至于历代明君的政治纲领。《诗经》中有很多说到民事。天生烝（众）民，选择敬天有德的国君作天之元子，把人民和土地交给他，代天保民。元子不称职，皇天就会选择他人。文王受命于天称王，裕民护民因而受到上天眷顾。武王在《泰誓》中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把民心看作来自天心。这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个古训的来源。

《史记》说：“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德，……。殷得金德，……。周得火德，……。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于是更名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为名，音上大吕，事统上法。”所以，秦的“奉天”是靠“五德”运行中的“水德”的“当运”。后来的封建社会的皇帝兼用这两种虚构，自称为“奉天承运皇帝”，因此秦朝可以说是“奉天承运”一语的理论源头。

“奉天”就是“奉天命”，“承运”就是承“五德”的运行。

明太祖初，定大朝会正殿为奉天殿，于皇帝所执大圭上刻“奉天法祖”四字，与臣下诰敕命中必首称“奉天承运皇帝”，后相沿成为皇帝在重大场合所颁诏书中的套语。以“奉天承运”一词加于“皇帝”之前，译成白话，就是“奉天命、承五德的皇帝”，以此来凸显皇帝的合法性和神圣性以及皇权的至高无上。

由此看来，做帝王使命重大，亦非可以为所欲为。上有“天”管，下有“德”规。逆天失德，就会招来天谴人怨。国家就会危亡。《罪己诏》就是明君们争取民心的一种手段。也是历代帝王经常反躬自省，并频频下诏《罪己》的原因。

天子的概念至周朝时已经稳固。在传世文献中，这一称谓最初可见于《周天子书》，该书记载了西周时期多位君主的言行与事迹。《大诰》一篇中，更直接记载了周公论及周兴商亡的始末。他认为商因失道而亡，周因明德，取得民心而得天命。天子只是“受命于天”。上天使天子降生于下界，旨在由天子去行使天命。

《孟子.告子上》的说法：‘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 天子本应该是天爵与人爵合一的爵称，但可惜后世不少人得了天爵而弃人爵。《孟子.离娄上》：“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今恶死亡而乐不仁，是犹恶醉而强酒。”

《易经.䷀乾》象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所谓天德 

《易经.䷁坤》象传: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所谓地德

天子是人格化的自然界，被认为是宇宙最高的主宰，世间万物都是天地孕育的后代，天为父，所以号“皇天”，地为母，所以叫“后土”。因此，凡人皆为天之子。《大学》言：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终目的在造福于民，那便是在修天爵。至于有没有成为天子，要待天命。汤之盘铭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

“灾异”是用来形容不寻常的自然现象或灾祸的，古人往往将种现象的发生看作是上天的某种示意，所谓天人合一，认为是有天子做错了事而惹得上天发怒，降灾生怪来惩戒或警示。

因而每逢天遇灾异天子们就解释为自己没有守好本分，国家的治理出了问题，君权天授，面对这种情况应该主动包揽责任，反躬自省。诏书罪己、

汉朝自然灾害尤其多，在汉文帝在位期间，首次明确“罪己诏”的作用，不仅灾荒需要汉文帝出面下诏反省自己，连普通的日食现象都需要皇帝揽下错误。自汉以降，历代君王面对天灾能否罪己，是考验一个君王是否贤明律己试金石。”罪己“的作用不仅能够巩固皇权，达到让社会安稳的效果，

记载古代帝王“罪己诏”的资料，从《二十五史》起，到《资治通鉴》……清东华录和历代的记事本末等等，浩如烟海。《二十五史》中总计收录了260份“罪己诏”。有位学者，在《唐太宗全集》中就找到了唐太宗的“罪己诏”28份。有人统计据《二十五史》记载，中国皇朝两千多年，共有88位皇帝下过罪己诏。 最早的一份是汉文帝在公元前179年为拒立太子而下的《罪己诏》。最后一份则是光绪皇帝在1895年5月2日《马关条约》签订后下的《罪己诏》。时间跨度是2074年，平均每8年就一份《罪己诏》面世。

四百多个皇帝，88位下过罪己诏。仔细分析排排队，下罪己诏的大多不是昏君暴君，恰恰是历史上最有名的两位明君周成王和唐太宗。这两位皇帝，一个在周公旦辅佐下，开了西周的“成康之治”，一个开创了贞观之治。

“成康之治际天下太平，刑措四十余年不用。”（《纲鑑合编》第一册中国书店1985年版62页）

任何一位明君创立盛世，都非一人之力。据清吴秉权著《纲鉴易知录》记载：“周公归政于成王，成王居中听政，而四圣在其周围，周公常立于前，以道开导天子；太公常立于左，辅佐天子计虑；召公常立于右，匡正天子过失。史佚常立于后，以备天子遗忘。因此计虑无失而举事无过.”(《纲鉴易知录》（全译本卷一，当代中国1998年版43页）看来，成康之治的天子，并不是一言堂。他的一举一动，前后左右有的四个人监督，才不致酿成大错。

他有一篇罪己诗，就是收录在《诗经·颂·周颂》中的《小毖》：这是周成王在汲取武庚、管叔、蔡叔叛乱之教训，自我惩戒之诗。原诗八句

予其惩，而毖后患。

莫予荓(ping)蜂，自求辛螫（zhe）。

肇允彼桃虫（可雏化为雕的小鸟），拚(通翻)飞维鸟。

未堪家多难（指管蔡叛乱），予又集于蓼（野生蓼草）。

译文： 我要警惕，慎防后患

莫打刺蜂，自遭毒螫

始纵小鸟，翻作大雕

不堪家遭难，吾栖身草叢

唐武德9年8月初九甲子日（公元626年9月4日），李渊退位称太上皇，禅位于李世民。李世民登基为帝，次年改元贞观。经李世民君臣23年的努力，社会安定、经济恢复并稳定发展，对外武功显赫，至公元652年（唐高宗永徽三年），人口从开朝的20万户增加到380万户，史称贞观之治。

晚年李世民著《帝范》一书以教戒太子李治，总结了他的施政经验，同时自评一生功过。

贞观22年（648年）正月，唐太宗将他撰写的《帝范》十二篇颁赐给太子李治，并对其告诫说：“你应当以古代的圣哲贤王为师，像我这样，是绝对不能效法的。因为如果取法于上，只能仅得其中，要是取法于中，就只能仅得其下了。我自从登基以来，所犯过失是很多的：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所有这些，都是我所犯的最大过失，千万不要把我作榜样去效法。”

世民即帝位不久，按秦王府文学馆的模式，新设弘文馆，进一步储备天下文才。他知人善任，用人唯贤，不问出身，初期延揽房玄龄、杜如晦，后期任用长孙无忌、杨师道、褚遂良等，皆为忠直廉洁之士；其他如李勣、李靖等，亦为一代名将。此外，李世民亦不计前嫌，重用建成旧部魏徵、王圭，降将尉迟恭、秦琼等，人才济济。又命高士廉、令狐德棻等人重修《氏族志》，着重立德、立言、立功，以功臣代替世胄；又通过科举，吸纳有才干的庶族士人，用科举代替门第。从而，寒门子弟入仕机会大增，为政坛带来新气象。此外，更接纳封德彝之议，命宗室出任官吏，以革除其坐享富贵的恶习。

李世民以隋炀帝拒谏亡国为戒，即位后尽力求言，他把谏官的权力扩大，又鼓励群臣批评他的决策和风格。其中魏徵廷谏了200多次，在朝堂上直陈皇帝的过失，在早朝时多次发生了使李世民尴尬、下不了台的状况。又如王圭、马周、孙伏伽、褚遂良皆以极谏知名。晚年的李世民因国富民强，纳谏的气度不如初期，偶尔也发生误杀大臣的遗憾，但是大致上仍克制、保有纳言的风范。

李世民对自己一生功过有过评价：

①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诸壑，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朕践祚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②隋末分离，群凶竞逐，我提三尺剑，数年之间，正一四海，是朕武功所定也；突厥强梁，世为纷更，今乃袭我衣冠、为我臣吏，殊方异类，辐辏鸿胪，是朕文教所来也；突厥破灭，君臣为俘，安养之情，同于赤子，是朕仁爱之道也；林邑贡能言鸟、新罗献女乐，悯其离本，皆令反国，是朕敦本也。酧功录效，必依赏格；惩恶罚罪，必据刑书。割亲爱、舍嫌隙，以弘至公之道，是朕崇信也。非朕专自矜伐，欲明圣人之教不徒然也。（《资治通鉴》（198卷，唐记14卷））。

从《贞观政要》记录的太宗的言论可看出他的执政理念与获得成功的原因。

贞观初，太宗谓公卿曰：“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故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至于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虞世基等，寻亦诛死。前事不远，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

　　贞观元年，太宗谓侍臣曰：“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朕虽不明，幸诸公数相匡救，冀凭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谏议大夫王珪对曰：“臣闻，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是故古者圣主必有争臣七人，言而不用，则相继以死。陛下开圣虑，纳刍荛，愚臣处不讳之朝，实愿罄其狂瞽。”太宗称善，诏令自是宰相入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入，预闻政事。有所开说，必虚己纳之。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看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皆为敝其耳目，不知时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谄者日进，既不见过，所以至于灭亡。朕既在九重，不能尽见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无事，四海安宁，便不存意。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魏征对曰：“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临深履薄，国家历数，自然灵长。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

贞观八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每闲居静坐，则自内省，恒恐上不称天心，下为百姓所怨。但思正人匡谏，欲令耳目外通，下无怨滞。又比见人来奏事者，多有怖慑，言语致失次第。寻常奏事，情犹如此，况欲谏诤，必当畏犯逆鳞。所以每有谏者，纵不合朕心，朕亦不以为忤。若即嗔责，深恐人怀战惧，岂肯更言！”

贞观中，太子承乾多不修法度，魏王泰尤以才能为太宗所重，特诏泰移居武德殿。魏征上疏谏曰：“魏王既是陛下爱子，须使知定分，常保安全，每事抑其骄奢，不处嫌疑之地也。今移居此殿，使在东宫之西，海陵昔居，时人以为不可。虽时移事异，犹恐人之多言。又王之本心，亦不宁息。既能以宠为惧，伏愿成人之美。”太宗曰：“我几不思量，甚大错误。”遂遣泰归于本第。（晚闻过则改：一份《罪己诏》）

贞观十八年，太宗谓侍臣曰：“夫人臣之对帝王，多承意顺旨，甘言取容。朕今欲闻己过，卿等皆可直言。”散骑常侍刘洎对曰：“陛下每与公卿论事，及有上书者，以其不称旨，或面加诘难，无不惭退，恐非诱进直言之道。”太宗曰：“朕亦悔有此问难，当即改之。”（以人为鉴，以明得失，又一《罪己诏》）

明君之所以成明君，就是在这种不断求谏，不断改正自己错误中、取的政绩与成功、并取信于民、受到千万年后百姓称道的。看看那些夏桀、商纣、周厉、隋炀、秦皇、朱皇……等淫君、昏君、暗君、混君、虐君、暴君的嘴脸，就知他们为什么一个个被钉历史的耻辱柱上了。2022年8月15日22点24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