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世纪的社会主义者

十八世纪下半叶在英国 “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环境。作为世界主导的海上和殖民大国的英国，变得越来越富有了。一个开明的市民阶级对这种财富和日益增长的自信，使这个国家也成了起领导作用的精神大国。而这对工业化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当时的精神之父，当属伊萨克•牛顿（1643-1727），他借助严格的数学法则描绘自然现象，并通过观察和实验加以印证。他使人们对自然界的力量有了更多的了解，并加以运用。最典型例子就是詹姆斯•瓦特1789年设计的第一台蒸汽机。它使矿山和冶炼业，钢铁、纺织业的生产都发生了技术革命。人们需要更多的机器，钢铁的需求量、交通运输的需求与日俱增。蒸汽船只和蒸汽机车应运而生。1821年，利物浦和曼彻斯特之间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开始运行；铁路线的扩建使工业获得了新的动力。英国走上世界第一工业国的道路。

一轮轮的圈地地运动，使农民破产，而工业化又急需劳动力。大批农民涌入城市，加快了城市人口的膨胀。曼彻斯特，1760至1830年，居民从17000人增加到了180000人，变成了第一个典型的工业城市，城市人口的大量曾加，带来了社会灾难。工人及其家庭只能生活在简陋的集体宿舍，没有起码的卫生设施；疾病和瘟疫开始蔓延。空气和用水都受到严重的污染。法国学者亚历克西•托克维尔看到了这种情况，他写道：“文明创造了它的奇迹，而文明了的人却几乎变成了野兽。”

新经济的理论基础，由苏格兰国民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23-1790）奠定。他的《国富论》，成了企业家们的圣经。斯密认为，劳动力是一个社会经济进步和财富的源泉。为了充分利用它，就有必要把生产过程分解为尽可能小的单位，使人都成为专门人才。他说，在市场上，需与求最后决定产品的价格和生产的规模。国家不应干预这个过程，否则它就会破坏“经济力量的自由游戏”。只有当所有的“参与者”可以自由发展，并尽可能多地追求自己的利益时，普遍的福祉也就会随之提高。斯密认定个人利益和整体福祉之间的和谐。但社会上的弱者却感觉不到这一点。他的“经济自由化”的理论，更符合工厂主和商人的利益。

工业革命先在英国而后在西欧和北美造成了社会面貌的变化。工厂制度的兴起，人口的增长，人口大量流往城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严重社会问题：贫民窟、失业、工矿的童工女工、恶劣的工作条件、工时长、工资低、工人境遇悲惨等等，日益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弊病。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质，造成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造成了周期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1825年，发生了第一次巨大的经济危机。此后大约每隔十年，资本主义就受到一次经济危机的袭击。社会矛盾的错综复杂与激化，爆发了此起彼伏的群众斗争。其中具有历史意义的是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

当时，资本主义在欧洲已相当发达，资产阶级成为经济上最富有的阶级，但在法国是欧洲大陆上的典型封建专制国家。它的农业占统治地位，工商业发达的程度，也在欧洲大陆首屈一指。而法国的专制政府不断提高税收，加重了对企业的盘剥。全国 关卡林立，阻碍了国内贸易的发展。

整个法国社会的居民分为三个等级。其中第一、第二等级为特权等级，包括教士和贵族，只占总人口的3％，却占有全国1/3以上的土地。享受高官厚禄，却不向国家交纳赋税。第三等级包括农民、工人、城市平民和资产阶级，占总人口的97％。90%的农民，只占有全国1/3左右的土地。他们被沉重的地租和其他封建贡赋压的喘不过气来，即使丰收 年景，也很难维持一家温饱。工人和平民生活困苦，资产阶级要求享有政治权利。社会等级对立严重。资产阶级包括银行家、船主、商人、工场主、律师等。他们有钱，有 才能，有文化，有政治要求，在第三等级中，起着领导作用。

1789年5月5日路易十六在凡尔赛宫召开三级会议，企图对第三等级增税，以解救政府财政危机。第三等级代表则要求制定宪法，限制王权，实行有利于资本主义的改革。6月17日第三等级代表宣布成立国民议会，7月9日改称制宪议会。路易十六调集军队企图解散议会，激起巴黎人民的武装起义。

　在法国巴黎市区的东部，有一个巴士底狱广场。２００年以前，举世闻名的巴士底狱曾经耸立在这里。巴士底狱是一座非常坚固的要塞。它是根据法国国王查理五世的命令，按照１２世纪著名的军事城堡的样式建造起来的。当时的目的是防御英国人的进攻，所以就建在城跟前。后来，由于巴黎市区不断扩大，巴士底狱要塞成了市区东部的建筑，失去了防御外敌的作用。到１８世纪末期，它成了控制巴黎的制高点和关押政治犯的监狱。

　　巴士底狱高１００英尺，围墙很厚，有８个塔楼。上面架着１５门大炮，大炮旁边堆放着几百桶火药和无数炮弹。它居高临下，俯视着整个巴黎，活像一头伏在地上的巨兽。凡是胆敢反对封建制度的著名人物，大都被监禁在这里。巴士底狱成了法国专制王朝的象征。

　　多少年来，人们像痛恨封建制度一样痛恨这座万恶的巴士底狱。许多人曾经作过推倒巴士底狱的尝试，可惜都没有成功。然而，人们的希望没有落空，他们终于盼到了这一天。１７８９年，法国爆发了大革命。巴黎的警钟长鸣，工人、手工业者、城市贫民纷纷涌上街头，夺取武器，开始了武装起义。

　　　　１７８９年７月１３日这一天，手执武器的人群攻占了一个又一个的阵地，巴黎市区到处都有起义者的街垒。到了１４日的早晨，人民就夺取了整个巴黎。最后只剩下巴士底狱还在国王军队手里。

　　“到巴士底狱去！”起义队伍中响起了呼喊声。起义者不约而同得从四面八方涌向巴黎的最后一座封建堡垒。

　　守卫巴士底狱的士兵从房顶上和窗户里向起义者开火，塔楼上的大炮也开始轰击。

　　冲在前面的起义战士被暴风雨般的火力压住，无法接近巴士底狱，大家就从周围的街垒向巴士底狱还击。他们没有大炮，只有从各处寻来的一些旧炮，甚至几百年前铸造的长满铁锈的古炮也加入了战斗行列。他们没有炮手，只有一些自告奋勇的人出来开炮，一个名叫肖莱的卖酒人居然成了炮手。然而，这些古炮和旧炮在被战斗激发起昂扬情绪的起义者手里，终于发出了轰鸣。一排排炮弹撞击在监狱墙上，打得烟雾弥漫，砖屑纷飞。可是因为围墙太厚，还是无法攻破，而起义者已经有了伤亡。

　　１个小时过去了，战斗没有什么进展，围攻巴士底狱的人却越来越多。人们十分着急，有的人干脆拿着两个火把，勇敢地冲到拱门前，把要塞的卫兵室和军人食堂点着了火，可是对于要塞和塔楼还是毫无办法。一个假发制造师想用火把点燃要塞的硝石库，但没有成功。有人喊道；“用磷和松脂混在一起，烧敌人的大炮！”但是炮位太高，根本够不着。

　　这时候，从阵地后面又传来一个洪亮的声音：“我们现在需要真正的大炮和真正的炮手！”于是大家镇静下来，都在等待着，张望着。两个多小时以后，一门威力巨大的火炮被拉来了，有经验的炮手也找到了。不一会儿，猛烈的炮火射向巴士底狱。一部分守军终于举起白旗投降了。吊桥徐徐放下，起义群众冒着另一部分拒降的守军射来的弹雨，冲了进去，解放了被关押的七名囚犯。

　　7月14日群众攻克象征封建统治的巴士底狱。资产阶级代表在起义中夺取巴黎市府政权，建立了国民自卫军。巴伊当选 市长，拉法耶特任国民自卫军司令。 制宪议会此时实际上成为革命领导机关和国家立法机关。在议会中君主立宪派起主要作用。在农民起义的影响下，制宪议会于8月4～11日通过法令，宣布废除封建制度，取消教会和贵族的特权，规定以赎买方式废除封建贡赋。

8月26日通过《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确立人权、法制、公民自由和私有财产权等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宣言指出：每个人生来就是自由平等的，自由、财富、安全和反抗压迫，是天赋给人的、不可动摇的权利，法律面前所有公民一律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宣言》成为1791年宪法的序言。议会还颁布法令废除贵族制度，取消行会制度，没收并拍卖教会财产。

攻占巴士底狱成了全国革命的信号。各个城市纷纷仿效巴黎人民，武装起来夺取市政管理权，建立了国民自卫军。在农村，到处都有农民攻打领主庄园，烧毁地契。

10月5～6日巴黎人民进军凡尔赛，迫使王室迁到巴黎，制宪议会也随之迁来。巴黎出现一批革命团体，其中雅各宾俱乐部、科德利埃俱乐部在革命中发挥巨大作用。法国革命爆发后，欧洲最反动的普奥联军入侵法国，企图扑灭革命。

这时革命政权由雅各宾俱乐部的吉伦特派控制立法议会，在布里索领导下，他们支持对外战争，认为这是团结人民维护革命事业的手段，在1792年的瓦尔密战役中击败普鲁士军队，打败了第一次反法联盟。吉伦特派达到权力和声誉的顶峰。但是，从1792年9月国民公会开幕之日起，吉伦特派与山岳派发生内斗；那再加上吉伦特派不愿采取紧急措施来保卫革命，不能满足巴黎工人的经济要求。雅各宾派（激进共和主义派）在起义中战胜温和共和主义派，夺取了政权。1793年-1794年间，进入了罗伯斯庇尔领导的雅各宾派统治法国的时期，又称“红色恐怖统治时期”（ “红色恐怖主义”，是一个褒义词：暴力镇压反革命叛乱。）该派执政期间实行恐怖政策，将嫌疑的反革命者送上断头台，严格限制物价。该时期有数千人被残忍杀害。不久后，雅各宾中的一名很重要的领导人——马拉被女刺客杀死在浴缸中。罗伯斯庇尔与另一名领导人——丹东。发生了严重的冲突，罗伯斯庇尔绞死了丹东。这时，雅各宾派的实力已大为受损。1794年，法历热月，代表大资产阶级的“热月党人”发动政变罗伯斯庇尔、圣鞠斯特等二十二人因此被送上断头台。　政权从资产阶级民主派手里转到了资产阶级右翼手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推翻了国王和君主立宪派的统治，震撼了欧洲封建体系，促进了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了欧洲各国革命。

摩莱里（1700～1780）

十八世纪法国杰出的思想家。是法国学术史上最神秘的人物之一，一生写了许多著作，但都用不同的笔名发表，“摩莱里”是他笔名，真实名字及其生卒不详。最有影响的著作是《巴齐里阿达》和《自然法典》。摩莱里的哲学思想没有多大的独到之处，他的主要贡献是社会主义思想。他从理想社会制度的描述变为对共产主义理想的阐发，对后来的社会主义理论有着重大的影响。

摩莱里在《自然法典》中较为充分地描述了他的社会学思想。他认为上帝规定了自然界中的不变的运动原则，这个原则无疑也应当成为人的行为规定同样不变的原则。他主张符合自然和理性的社会状态，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完全现实的阶段，是人类历史的起点。自然人就是原始人，他纯洁无瑕地离开了自然的怀抱，他的本能、他的自然需求应当引导他而且也的确引导地趋向自然状态，趋向行善而不做恶。他说：“人既没有天生的思想，也没有天生的习惯。人在其生命的最初时刻是完全无所谓的。”他的灵魂是一张没有画过任何东西的白纸，或者是一面从幕后取出来放在无数形形式式的事物面前的镜子。他的印象和思想，取决于周围事物在他身上引起的感官活动，取决于周围事物发生作用的方式。 摩莱里认为，道德的真正基础是自爱。所谓自爱，“就是以简单而无害的方法来维护自己生存的持久的愿望。”他指出，这种自爱是天赋的，是由人的需求决定的。他认为“人被自身的需求逐步唤醒，这种需求使他关心自我保全。”

摩莱里认为，人天生就有需求，而人又天生具有满足需求的能力，他认为，人的需求是相同的，应该得到同样的满足。从这一点出发，他得出了人的社会地位和权利也是平等的结论。因此，他主张人们应当共同劳动，共同使用土地资源，共同享受劳动产品，自然界正是“通过人们感觉和需要的共同性，使他们了解自己地位和权利的平等，了解共同劳动的必要性。”需求的平等和能力的不同，势必加强人类的社会精神和团结。需要的平等提示了权利平等的思想，能力的不同使人更加意识到力量联合起来的好处。在摩莱里看来，自然的原则——上帝，为了不使任何东西妨碍这种团结，把土地交给人类不可分割地共同占有，人人都有平等的权利享受土地的果实。“世界是一张足供所有共餐者享用的餐桌”，“它的全部菜肴有时属于所有的人，因为大家都饿了，有时只属于某些人，因为其余的人已经吃饱了。任何人都不是它的绝对的主人，而且也没有权利要求这一点。”摩莱里认为私有制是社会出现混乱和罪恶的根本原因，人类的黄金时代是原始氏族公社，主张平均的共产主义制度。他提倡修建统一形式的住宅，，从10岁到30岁的人应穿同样质料的衣服。他号召“真正的智士”起来用道德的方法改良。（《自然法典》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